万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
高笋塘街道 太白街道 牌楼街道 双河口街道 龙都街道 周家坝街道 沙河街道 钟鼓楼街道 百安坝街道 五桥街道 陈家坝街道 高峰街道 天城街道 九池街道 龙沙镇 响水镇 武陵镇 瀼渡镇 甘宁镇 熊家镇 小周镇 高梁镇 李河镇 分水镇 孙家镇 余家镇 后山镇 弹子镇 长岭镇 新田镇 新乡镇 走马镇 罗田镇 龙驹镇 白土镇 长滩镇 太安镇 白羊镇 太龙镇 郭村镇 大周镇 柱山乡 铁峰乡 茨竹乡 溪口乡 长坪乡 燕山乡 梨树乡 恒合土家族乡 普子乡 黄柏乡 地宝土家族乡
当前位置:首页 > 万州资讯 > 正文

巴文化是怎样融入华夏文明的?这份最新研究成果有答案

发布日期:2025-06-06 18:07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原创 记者 李晟

巴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朵奇葩,她具有开启历史早、延续性好、地方性强等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华文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近日,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担纲的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成果《中心与边缘的交互: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及其“华夏化”进程》在《西南文物考古》上正式发布。

6月6日,文章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接受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以自己多年对巴文化的研究,将其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娓娓道来。

西汉时期巴文化走完了“华夏化”的历程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化的触角已伸向三峡地区。

顺着白九江手指指向的一件件文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回溯巴文化与中华文明千丝万缕的关系。

约4000年前,中原王湾三期文化沿汉水南下,其典型陶器如高领瓮、敛口钵、大圈足盘等现身于三峡东端的宜昌白庙遗址。与此同时,来自三峡西端至重庆一带的中坝文化因素,如盘口罐、花边陶缸等,也在峡东地区留下痕迹。这次相遇拉开了巴文化与中原文化数千年互动的序幕。

商代是巴文化主体性确立并迎来第一次大规模交互的关键期。在鄂西峡江,路家河文化崛起;四川盆地东部形成石地坝文化;陕南则孕育了宝山文化。商文化沿长江干流强势南下,其典型器物假腹豆、鬲、大口缸等深刻影响了路家河文化。然而,在四川盆地腹地的石地坝文化中,商文化因素却极为罕见,凸显了交互的复杂性与区域差异。

其中尤为瞩目的是陕南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铜器群,它融合了巴文化特色器物与典型商式礼器(如鼎、簋、尊、罍),成为两种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结晶,甚至可能是商文化与更远的四川三星堆文化交流的桥梁。

▲重庆奉节永安镇出土战国楚文化铜器

东周时期,华夏核心区文化对巴地的影响更为深入且单向。中原式水陆攻战纹铜豆、狩猎纹铜壶出现于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楚文化铜器如鼎、敦、壶、缶则广泛见于重庆奉节、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溪等巴人腹地。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带盖铜鍪。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原文化主要经由南阳—汉水—渠江通道入川;楚文化则倚重“峡江道”西进,战国中期已抵重庆忠县一带。巴式柳叶剑、戈虽偶现于湖北襄阳等地,但整体上巴文化处于收缩态势,其社会与文化开始全面接受华夏熏染。

白九江说,秦统一后,半两钱、蒜头壶、汉字铜印在巴地迅速普及。汉初矮蹄足鼎、灶、动物形灯等陶器组合标志着汉文化的生根。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巴地普遍出现铜錞于、钲组合,这一源自中原的制度成为巴文化礼乐特色。汉式鼎、盒、壶及丧葬习俗广泛落地,至西汉中期,巴文化基本完成“华夏化”历程,融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洪流。

巴文化的独特性为华夏文明的“多元”增添不可替代光彩

巴文化绝非被动接受者,其独特性为华夏文明的“多元”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光彩。

时光回到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此时的川东地区已经拥有西南最早且最完整的文化序列,与成都平原共同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区系,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图景。

白九江说,巴文化的物质标识鲜明夺目。陶器以尖底器(杯、盏)和圜底器(釜、罐)的组合为灵魂。这种独特风格,与三峡地区悠久的规模化制盐业息息相关——从新石器时代的尖底陶缸,到商周的尖底杯、战国花边圜底罐,盐业生产工具奠定了巴陶的基调。生活用具如圜底陶鍪、釜甑,则适应了山地流动生活。

在青铜领域,巴人创造了极具辨识度的文明符号。陕南城洋铜器群除商式礼器外,还有人兽面具、虎纹钺、三角援戈等独特器物。东周巴蜀青铜器更是大放异彩:柳叶剑、烟荷包钺、虎纽錞于、鸟形尊,以及神秘的巴蜀图语,共同构成中华青铜文明的华彩篇章。其中鍪等器物甚至被秦文化吸纳,反向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虎形纹饰的盛行,与廪君化白虎的传说呼应,成为族群精神世界的生动注脚。

▲重庆涪陵小田溪10号墓出土铜鸟形尊

白九江说,这些物质遗存,深刻反映了巴地独特的生态环境、生业形态(盐业为支柱)与精神信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坚实根基。

西周时期巴国从政治上开启了“华夏化”的历史进程

巴人融入华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交融,更是政治身份与文化心理的深刻重构。早期文献如《华阳国志》《山海经》将巴人祖源附会于黄帝、太皞(伏羲),甚至大禹娶涂山氏、会诸侯亦有巴蜀参与。这种对华夏正统的主动攀附,正是边缘族群构建华夏认同的典型策略。

白九江说,政治关系上,巴经历了从方国到帝国郡县的演变。夏商时期,中原王朝视巴为“甸服”,既有赏赐也有征伐,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宗藩关系。

西周则成为这一关系的转折点:巴参与武王伐纣,被周王朝“爵之以子”,纳入“南土”藩屏体系。春秋时期,巴频繁参与中原盟会,与楚、秦等国互动密切,政治身份在“华夏”大框架内得到确认。

战国形势剧变,巴国政治中心被迫南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楚文化沿峡江西进,秦灭巴蜀后更以移民实边、推行秦制等方式强力整合。汉承秦制,设郡县、兴文教、行盐铁专卖,最终使巴地完成了从政治结构到文化心理的华夏化转型。司马迁著《史记》时,已明确将巴蜀与“西南夷”区分,视其为华夏一体的一部分。

白九江说,巴文化的融入之路,是一条双向奔赴的文明长河。中原华夏文化以其强大的向心力与辐射力,主导着融合的方向与深度;而巴文化则以独特的地理禀赋和文化创造力,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多元色彩。

从新石器时代星火初燃,到秦汉之际汇入华夏洪流,此次研究成果深刻印证了巴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命力:在持续的碰撞、吸收与创新中,多样性非但没有消逝,反而在更高层次的认同下焕发光彩,最终凝聚成生生不息的文明共同体。

(本文图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来源: 新重庆-重庆日报

编辑: 刘一叶 审核: 兰世秋 主编:吴国红